林汝羽 • 难以令人忽视的气候变迁-印度和台湾

  • 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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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英国发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博士研究员 林汝羽

    因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全球暖化影响全球各地的气候变化已有数十年。尽管关于全球暖化以及气候变迁的成因多有争辩,主要聚焦于人类世(Anthropocene)造成的影响。赞成气候变迁的科学家与政策官僚认为工业化之后大量快速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暖化加快,无止尽的滥用地球资源与缺乏永续思考的废弃物处理方案使得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成为当代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杀手,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人口与边缘族群则生活在气候变迁加深的不平等当中。反对气候变迁的科学家及政策官僚则着眼于地球生态长期的变化,认为自古新世始新世气候最暖期(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的升温过程是地球系统演化与调节的自然过程,重要性在于人类,这个目前称霸地球的物种应该如何适应。气候变迁作为一项不分种族、阶级、国籍、性别的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体察的事实,影响了个人日常的生活,其重要性也同时左右全球经济与政治。

    气候变迁除了极端气候如气温升高以及飓风等数量增长,空气中的化学成份变化使得降雨量及陆面水体积不稳定、海平面上升(海岛土地淹没)、土壤盐化。这些恶性循环造成耕种模式改变(人的生计紧张或者地力衰退)、草场无法恢复或生态系统平衡受到破坏;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像是森林水土保持以及过度开发等等问题,山崩、灌溉资源枯竭等等……气候变迁是一组具体的气象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因果关联。目前学界一致同意,社会中的穷人与弱势族群不成比例地负担了气候变迁造就的恶果。这样的现象在贫富差距大的印度更为明显,德里冬季的恶寒,当大量增长的中产阶级能够为家屋配置暖气或者购置合适的衣物,穷人在街上捡拾任何能够燃烧的物品取暖,而这些废气、浮尘以及大量生产的石化产品又回归造成环境更重的负担,年复一年地累积。

台湾作为一个板块运动还在持续上升的海岛,我们主要面临的是气温上升、寻求替代能源以及永续环境发展的问题。印度次大陆,北临喜马拉雅山,从沙漠、高原、到溼润的丛林与海岛,气候变迁造就的影响多样而全面。首先是冰河融化以及山区过度开发造成南亚大河源头供水及污染的疑虑,再者是不断上升的气温配合越来越缺乏规律的季风降雨,使得依靠农业和畜牧业生存的人口面临生存危机,同时威胁到国家的粮食供应与政治稳定。人口湧向都市也使得都市的公共资源面临紧张,供水与废弃物处理的问题节节升高,并且影响投资。从公共政策以及追溯社会问题源头的方向思考,印度政府不断努力期望提高社会保护措施来挽救农民的高自杀率、治安与环境问题、寻求能源替代方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同时平衡经济发展目标,迈向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新成员的目标。

气候变迁造成的人口流动问题最难解决

    气候变迁除了着眼于一地域的问题分析与治理方案,最难以寻求解决之道的恐怕还是因为环境问题所造成的人口流动问题。印度不似中国,有户口制度牵制人口流动。反之,印度的季节性人口迁移在环境问题全面性铺天盖地地影响人民生计的各环节之前,就已经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环节。印度农家的男性成员在农閒时期会进入城市以低技术的劳动力工作(如泥水匠)或者到其他气候带担任僱工以填补家户所需的现金收入。随着家户现金的需求提高(多半用在子女教育与医疗支出,以及农作物歉收),城乡移民的趋势在数量上以及行业别上面都不断增长。气候变迁所造成的人口移动特征在于「有家归不得」,当家屋以及土地被海水淹没或者土地盐化、缺乏降雨导致农民放弃耕种,他们便成为了与「难民」相差无几的流动人口。

    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是南亚着名的例子之一,近十年来难以预测的豪雨、洪水、飓风(cyclones)深深影响农渔民的生计。被影响的三个国家:孟加拉、印度和缅甸则各自以不同的策略与方式对应全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对国土与人民生计造成的损害。

    孟加拉湾沿岸的溼地岛屿群过去以生产水稻以及养殖渔业为主,海平面上升逐渐淹没陆地之后,至今约有477,000位原岛民为了生存不得不移往内陆的首都达卡,或者迈上传统跨越国境前往印度打工的路径。同在孟加拉湾沿岸的缅甸,目前边界正处于情势动荡的状况,但也至少有近两万名移工非法跨越国境,进入孟加拉或泰国。而在印度,这些「气候难民」成为移工,长途跋涉几千公里到南印度的克拉拉邦(Kerala)农田打工,他们的劳动情形可想一般:缺乏法律与工会的保障,可能遭到工头(多半是亲友邻居)的剥削,僱用这些移工的农场主也可能因为在农作过程中使用非法的化学药剂而使得僱用外来移工成为较便利的选择。

继印巴分裂之后的最大规模的人口移动

    1947年印巴分裂还深深篆刻在两个世代的记忆中——数百万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跨越边界交换人口,此后数次印巴边界战争,至今仍有族群冲突(且在2014年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新的极端气候以及环境问题已经响起警钟,并且引起人权倡议组织的注意。南亚这片后殖民新独立的战场,政治腐败问题和民主程序一样令外人费解,令国人摇头。以印度来说,虽然有多次处理因为大型发展计画或族群冲突而必须重新安置人口/社群的法案,但法案的具体补偿环绕在土地赔偿,未必能够适应人们对于生活方式的习惯与期待。

    在孟加拉,人们将淹没的土地变成鱼塘,政府将湧入城市的移工视作新的便宜的劳动力。为了防止所有移民都湧入已经不堪负荷的首都达卡,政府在首都和沿海岛屿之间选择了十五个中型城市,从基础建设发展规划它们成为能对应极端气候现象并且欢迎移民的据点,特别重视年轻一代的教育与着眼于未来的社经地位提升。

    对于环境问题发展的不确定性,需要靠灵活变通的人类经验与智慧思考如何为了下一个世代而与自然环境共存。气候变迁课题唤起的政治与道德讨论,在现在这个提倡多元、另类现代化的发展地图中,正是需要在国际、国内、社群内、跨境地公开辩论并且达成共识的项目之一。相对的,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当中如基里巴斯也正面临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如何将国际援助与发展工作转变成外交的契机,有赖政策官僚与民间社会的智慧。

不确定的未来与实际的策略

    在印度,因为经济正在起飞成长,在温室气体排放上中央政府一直不愿意公开妥协,但在实作上不管是发展使用绿能,以及在农业与森林部门底下开展的永续发展计画,都将气候变迁的因素纳入考量,帮助农民和渔民多元化家户收入来源。低阶与中阶官僚介于中央政策与地方社会第一手讯息之间,开发运用自然资源的想像力,并给予地方财务上的起步协助或者支持团体组织工作。同样的,中央政府政策与国际发展工作也着力于协助当地居民建立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与强化韧性,如何应对与管理人力资源的流动,反应不同地方政府对于未来发展的想像。

    过去十年科技也随着人类社会对应危机与冲突的视角改变而发生改变。不管是小规模的区域气候工程技术的开发,或淡化土壤盐分使得耕地恢复,或造陆改变城市规划等等不同的面向,呼应了气候变迁这个具体现象连带的区域与舆论,需要转向对于全球化架构下,集体道德标准与和解步骤的细节。以喜马拉雅山跨境水资源为例,中印双方在国界两侧预备建造四百多个水力发电项目,冲击印度国内的阿萨姆邦沿河生存的弱势群体,也对缅甸金三角的供水可能造成疑虑。中印由于不同政体,中国方面已经在西藏建成超级大坝,印度的水坝计画则走向小范围对环境影响最小的灌溉与发电设施设计,是公民社会力的展现。

    与三十年前一开始讨论「气候难民」时不同,我们今天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揭示这些环境移民多半不会跨越国境,像2015-2016年湧入欧洲的亚欧难民潮一样冲击边界与当地社会,反而成为国内的弱势移工。相对的,我们却发现水资源、污染源以及垃圾进出口问题能轻易跨越国境,演变成区域政治或国际议题。可以想见的是,未来数十年印度将更为重视环境永续发展与经济成长平衡,值得外商投资者与政策官僚思考未来的合作方向,从过去传统的扶贫转向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夥伴关系。另一方面,这些出于生计而外出打工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家庭与后代,将成为下一代印度社会发展的主力,他们与大型与中型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如何想像区域连结以及团结治理的方式,也将成为印度政府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