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珞 ‧ 性、卫生与后殖民——浅析《厕所爱情故事》与《护垫侠》

  • 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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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珞(国立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硕士毕)

    对于早已习惯观看欧美电影和日韩电影的一般台湾观众而言,印度电影向来属于一块较为陌生未知的领域,即使知名的印度电影重镇宝莱坞,具有逾百年的历史且贵为全球五大电影工业产地之一,每年台湾本地发行商也曾引进少量印度电影至院线映演,然而彼时所形成的影响力极为有限,普遍意义上台湾观众对印度电影的接受度仍然不高。这种情况直到2010年《三个傻瓜》上映意外取得空前的票房佳绩后方有所改善,宝莱坞电影至此总算是成功地打进国内的观影市场,近年台湾片商陆续买进几部由阿米尔·罕(Aamir Khan)主演的电影,如《来自星星的傻瓜 PK》(2014)和《我和我的冠军女儿》(2016)等,同样在票房上获取不俗的佳绩,可见印度电影目前在台湾已经建立一批稳定的基本消费族群与受众。

    这些电影本身除了在印度为当地年度卖座片外,在其他海外地区也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与口碑,显示宝莱坞电影意欲突破地域文化限制与进军全球市场的企图心。就电影选用的题材内容与表现手法来看,大致上它们皆以时下盛行的社会议题,例如升学主义、宗教迷信、女性意识等作为探讨的对象,带有强烈的批判意味与反传统色彩,但另一方面又因它们仍保留宝莱坞电影惯用的歌舞剧拍摄形式,从而在影片里充满缤纷华丽的布景色调,与歌唱舞蹈营造而出的活泼笑闹气氛,这种欢欣愉悦的影像叙事风格,既能柔和化过于严肃或令人望之却步的社会议题,更能催化观众融入剧情的情境之中,逐渐吸收与接纳电影所传达的概念,而于无形之中达成反思社会弊病的教化功能。本文笔者将要介绍的两部印度电影——《厕所爱情故事》(2017)和《护垫侠》(2018),即可视为此种类型电影的代表作品。

    改变自真人真事的《厕所爱情故事》,发生在北印度一处偏远的小镇上,男主角凯夏夫与弟弟共同经营一家父亲传下的自行车行,人过中年又平凡无奇的凯夏夫极想早日完成自己的终生大事,无奈退休后深居乡下老家的父亲,却因笃信宗教传统而认定凯夏夫命中不该娶亲,除非他能找到一位左手有两只小拇指的女性。一天凯夏夫在火车上邂逅一名年轻女子,翌日他与弟弟骑车到邻镇送货,在订购新自行车的人家里再次碰到这名女子洁雅,凯夏夫立即对洁雅展开热烈的追求,两人在突破重重障碍后终于顺利完婚。然而对于出身高知识份子家庭且自幼备受宠爱的独生女洁雅,嫁入传统保守的凯夏夫家后却碰到一件令她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的事,那就是依照村落习俗女性被禁止在家中或邻近区域内便溺,并且为了杜绝独自外出将会遭到男性袭击或施暴的可能性,每天清晨村中老幼女性必须集结成队至野外如厕,其馀时间仅能忍耐压抑人类排泄的原始生理需求。

婚前家中建有现代式马桶的洁雅始终无法适应必须到郊外上厕所的习俗,她因此事与凯夏夫发生严重的争执,并表示自己不愿再随其他女性清晨到郊外如厕,起初凯夏夫为满足洁雅带她到瘫痪的曾祖母家及火车上建有独立现代式厕所的地点解决便溺问题。但随后这些权宜之计却遭凯夏夫父亲识破,并认为洁雅不遵守传统习俗的行为有违妇道而极力反对,洁雅因此愤而离开夫家,临走前她对凯夏夫说若不能解决厕所的问题,将不惜与他离婚。深受刺激的凯夏夫想在村庄建一所公厕,他们从网络上得知几年前印度政府为改善乡村卫生条件,曾拨款给各地政府兴建公厕,凯夏夫兄弟找到当时负责推动公厕兴建案的官员,从他口中得知公厕建成后不但无人使用,反而被村民佔用改为工作室或聚会场所。有队电影剧组此时恰好在村庄附近拍戏,凯夏夫于是趁夜溜进外景现场偷走剧组的流动厕所,但隔天立刻被警察以窃盗罪抓回警局。

    尝试过种种方法皆宣告失败后,凯赛夫毅然决定不顾父亲反对与传统旧俗在自家前院为洁雅盖一座新式现代厕所,他卖掉机车花光毕生积蓄建好的厕所,却在几天后的一个凌晨被父亲召来的村民砸毁,这令凯赛夫陷入彻底的绝望当中。就在此时事情出现转圜,早前记者在报纸上刊登凯赛夫与洁雅因厕所陷入离婚危机的新闻,在各路媒体争相报导之下于保守的印度社会掀起广泛讨论,许多乡村妇女加入声援洁雅的行动并扬言如果不建厕所她们也将走上离婚一途,最后在北印度地方政府出资下,凯赛夫最终完成在自家盖厕所的愿望,然而以改善公共环境卫生为目标的清洁印度运动,仍在各村庄上演着与传统文化抗衡的拉锯战。

    观影者不难看出本片讨论借由公共卫生议题,引导出印度社会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对女性的严重歧视,政府致力推行现代化公共政策时亦时常遭遇来自传统文化的阻碍和反对,衍生成一种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新旧对立关系。而这种复杂的对立关系并非仅是简单地由两性划分,因为即使身为备受压迫的女性,处在钜型社会结构下也可能成为维护传统文化价值而反对革新的守旧派,例如片中嘲笑洁雅的同村妇女、责备洁雅违背妇道的凯赛夫祖母、认为女性应当配合夫家习惯的洁雅母亲。相反地,男性作为既有父权社会规范习俗的制定者与受益者,原本毋须为增进女性权益而耗费心力,但片中洁雅的主要支持者几乎全为男性,诸如为保护女儿人身安全率先在家中建造厕所的洁雅父亲、劝导凯赛夫父亲应改变封闭思想的洁雅叔公、协助他们与官方联络的政府官员、以及用同理的方式理解体谅女性的真实需求与不便的凯赛夫。可以说如果缺少这些男性角色的帮助,被视为违反文化传统与宗教规约的新式厕所将不可能顺利建造完成;换言之,在男性主导掌权的社会里,也唯有男性才能成为社会改革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女性却依然屈居于辅助者的位置。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电影里,将个人教育程度的高低当作是否能够接受新事物的标准,先前曾提到洁雅生长在一个拥有高度文化资本的知识份子家庭,不但叔公是留日博士,洁雅自己也是大学生能说流利的英文,反观在乡村经营自行车行的凯赛夫家族则未受过高等教育,此处显现依旧存在于印度社会的阶级差异,以及因阶级与教育程度差别导致对现代化建设产生接受与拒斥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而乡村受教程度低且深受宗教传统支配的民众,则成为政府推行现代化公共政策时所遭遇的最大阻碍。

    与上述分析相类似的情节,我们在另一部电影《护垫侠》将能再次观察到。同样由宝莱坞知名男星阿克夏库马(Akshay Kumar)主演,及改编自印度社会企业家穆鲁根南特姆(Arunachalam Muruganantham)真实事蹟的《护垫侠》,讲述居住在南印度的贫困焊接工人拉特希米见到妻子与妹妹们每逢月经来潮,这段期间被视为不洁之人的女性必须依照传统习俗睡在家屋外的走廊上,并且仅能使用破旧的棉布充当生理巾,拉特希米认为这种习俗既不卫生亦危害女性的健康,决定到镇上的杂货店购买高价的卫生棉送给妻子当礼物,但当妻子知道价格后却执意要拉特希米将卫生棉退还商家,拉特希米感叹为何穷人们宁愿将辛苦赚来的工资捐献给庙宇祈求健康,却不愿将金钱花费在真正对保障健康有益的物品上。一天拉特希米工厂的同僚在切割铁板时意外受伤,拉特希米紧急拿出无法退还的卫生棉帮同事包紮,送医后医生称讚拉特希米使用卫生棉止血非常正确,拉特希米便向医生谘询女性经期使用棉布巾可能产生的卫生问题,医生告诉拉特希米在印度已经有许多妇女因经期使用脏污的棉布巾引发感染而丧失生命,并建议他应该尽量劝导女性亲人改用干净的卫生棉代替棉布巾。

    听完医生的建议后,拉特希米更坚定要研发一款能让所有贫困家庭也负担得起的卫生棉。然而研发卫生棉这件事并不如拉特希米预想般那么简单,不但实验过程中屡屡遭受失败,找不到愿意试用新产品的女性,村民更将他视作四处骚扰女性的不良份子,最后甚至连家人也不再谅解他,受众人唾弃的拉特希米百般无奈下离开村庄,但他并未因此放弃研发廉价卫生棉的理想。拉特希米认为之前失败的原因是自己欠缺应当具备的知识,于是他去到一位大学教授家中帮佣,与教授年幼的儿子结为好友,两人透过网络上找到贩卖制作卫生棉所需人造纤维的厂商,并且从网络教学影片学习到如何制作卫生棉的方法。拉特希米离开教授家前往另一个陌生的村庄,在那里他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空房,利用自己在工厂习得的焊接技术制造生产卫生棉的简易机器,经过数个寒暑,拉特希米终于做出理想的廉价卫生棉,但他又再次碰到苦无女性试用者的困境。一天深夜拉特希米在街上遇见两位找寻店家购买卫生棉的女性,透过她们拉特希米结识来自新德里的音乐家帕丽,帕丽成为他的第一位试用者,并介绍拉特希米到新德里参加印度社会公益发明大赛。

    获得发明赛大奖的拉特希米却严词拒绝申请专利权与牟取重利的机会,翌日直接返回村庄继续他推广女性使用卫生棉的理念,另一方面帕丽也放弃在新德里的工作机会,来到村中与拉特希米合夥。帕丽的女性性别身份使她迅速地融入地方女性社群,逐渐召集一批女性员工,她们挨家挨户地推销兜售廉价卫生棉,员工们也能借由赚取薪资来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拉特希米与帕丽开始造访各个不同的乡村扩大推销廉价卫生棉,他们的举动引起国际社会上的注意与好奇,联合国妇女权能署更邀请拉特希米至纽约总部演讲,席间拉特希米以印度腔浓厚的英文发表必须提升妇女地位的女性意识宣言,而拉特希米的成功也令他终于寻回归家之路。

    在《护垫侠》里我们依然能观察到一种传统与现代间扞格不入的对立关系,尤其传统社会视女性月经为隐晦私密之事,更是男性不容踰越或插手的禁忌话题,正因如此拉特希米的理念不但遭受村民嘲笑、排挤、唾弃,也不为谨守传统习俗的家人所接受,倘若拉特希米未能认识接受西方现代教育长大的城市女性帕丽,且得到她的倾力相助,那么即使拉特希米发明廉价卫生棉也会因缺乏资金及无人使用而胎死腹中。再者,在社会公益发明大赛和联合国妇女权能署两个场合里,拉特希米选择使用英文向受众解释传递自己的理念,而他在这两处取得的成就,是他的廉价卫生棉终为村民接受的关键点。进一步来看,拉特希米的理念符合西方文化鼓励提升卫生健康的主流价值且备受认肯,在印度这个仍保有高度殖民遗绪的后殖民社会,往往无意识地将前殖民者的文化笼统地划归为文明与进步,从而将自身文化贬低为落后与野蛮,因此电影也呈现出文化权力位阶的差异性与复杂性。

    近年来宝莱坞制作的多部与时下社会议题紧密扣连的电影,它们所具有的反身性思考与社会批判意义,固然有助于扭转外界长期以来对于印度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或负面观感,但却也往往不自觉地以西方价值观下的现代化作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之基准,掉入现代对抗传统、西方对抗本土的二元对立关系的陷阱中,而印度知识精英阶级对西方价值的崇拜和向往,更与英国在印度长达九十年的殖民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下次当我们观看这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宝莱坞电影时,不妨可以再多深入思考一点影片情节之外所传达出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