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汝羽 • 難以令人忽視的氣候變遷-印度和臺灣

  • 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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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英國發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博士研究員 林汝羽

    因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全球暖化影響全球各地的氣候變化已有數十年。儘管關於全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的成因多有爭辯,主要聚焦於人類世(Anthropocene)造成的影響。贊成氣候變遷的科學家與政策官僚認為工業化之後大量快速排放溫室氣體導致全球暖化加快,無止盡的濫用地球資源與缺乏永續思考的廢棄物處理方案使得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成為當代溫室氣體排放的頭號殺手,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人口與邊緣族群則生活在氣候變遷加深的不平等當中。反對氣候變遷的科學家及政策官僚則著眼於地球生態長期的變化,認為自古新世始新世氣候最暖期(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的升溫過程是地球系統演化與調節的自然過程,重要性在於人類,這個目前稱霸地球的物種應該如何適應。氣候變遷作為一項不分種族、階級、國籍、性別的個人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體察的事實,影響了個人日常的生活,其重要性也同時左右全球經濟與政治。

    氣候變遷除了極端氣候如氣溫升高以及颶風等數量增長,空氣中的化學成份變化使得降雨量及陸面水體積不穩定、海平面上升(海島土地淹沒)、土壤鹽化。這些惡性循環造成耕種模式改變(人的生計緊張或者地力衰退)、草場無法恢復或生態系統平衡受到破壞;再加上一些人為因素像是森林水土保持以及過度開發等等問題,山崩、灌溉資源枯竭等等……氣候變遷是一組具體的氣象與社會經濟文化的因果關聯。目前學界一致同意,社會中的窮人與弱勢族群不成比例地負擔了氣候變遷造就的惡果。這樣的現象在貧富差距大的印度更為明顯,德里冬季的惡寒,當大量增長的中產階級能夠為家屋配置暖氣或者購置合適的衣物,窮人在街上撿拾任何能夠燃燒的物品取暖,而這些廢氣、浮塵以及大量生產的石化產品又回歸造成環境更重的負擔,年復一年地累積。

臺灣作為一個板塊運動還在持續上升的海島,我們主要面臨的是氣溫上升、尋求替代能源以及永續環境發展的問題。印度次大陸,北臨喜馬拉雅山,從沙漠、高原、到溼潤的叢林與海島,氣候變遷造就的影響多樣而全面。首先是冰河融化以及山區過度開發造成南亞大河源頭供水及污染的疑慮,再者是不斷上升的氣溫配合越來越缺乏規律的季風降雨,使得依靠農業和畜牧業生存的人口面臨生存危機,同時威脅到國家的糧食供應與政治穩定。人口湧向都市也使得都市的公共資源面臨緊張,供水與廢棄物處理的問題節節升高,並且影響投資。從公共政策以及追溯社會問題源頭的方向思考,印度政府不斷努力期望提高社會保護措施來挽救農民的高自殺率、治安與環境問題、尋求能源替代方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同時平衡經濟發展目標,邁向成為聯合國安理會新成員的目標。

氣候變遷造成的人口流動問題最難解決

    氣候變遷除了著眼於一地域的問題分析與治理方案,最難以尋求解決之道的恐怕還是因為環境問題所造成的人口流動問題。印度不似中國,有戶口制度牽制人口流動。反之,印度的季節性人口遷移在環境問題全面性鋪天蓋地地影響人民生計的各環節之前,就已經成為鄉村發展的重要環節。印度農家的男性成員在農閒時期會進入城市以低技術的勞動力工作(如泥水匠)或者到其他氣候帶擔任僱工以填補家戶所需的現金收入。隨著家戶現金的需求提高(多半用在子女教育與醫療支出,以及農作物歉收),城鄉移民的趨勢在數量上以及行業別上面都不斷增長。氣候變遷所造成的人口移動特徵在於「有家歸不得」,當家屋以及土地被海水淹沒或者土地鹽化、缺乏降雨導致農民放棄耕種,他們便成為了與「難民」相差無幾的流動人口。

    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是南亞著名的例子之一,近十年來難以預測的豪雨、洪水、颶風(cyclones)深深影響農漁民的生計。被影響的三個國家:孟加拉、印度和緬甸則各自以不同的策略與方式對應全球暖化造成的極端氣候對國土與人民生計造成的損害。

    孟加拉灣沿岸的溼地島嶼群過去以生產水稻以及養殖漁業為主,海平面上升逐漸淹沒陸地之後,至今約有477,000位原島民為了生存不得不移往內陸的首都達卡,或者邁上傳統跨越國境前往印度打工的路徑。同在孟加拉灣沿岸的緬甸,目前邊界正處於情勢動盪的狀況,但也至少有近兩萬名移工非法跨越國境,進入孟加拉或泰國。而在印度,這些「氣候難民」成為移工,長途跋涉幾千公里到南印度的克拉拉邦(Kerala)農田打工,他們的勞動情形可想一般:缺乏法律與工會的保障,可能遭到工頭(多半是親友鄰居)的剝削,僱用這些移工的農場主也可能因為在農作過程中使用非法的化學藥劑而使得僱用外來移工成為較便利的選擇。

繼印巴分裂之後的最大規模的人口移動

    1947年印巴分裂還深深篆刻在兩個世代的記憶中——數百萬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跨越邊界交換人口,此後數次印巴邊界戰爭,至今仍有族群衝突(且在2014年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新的極端氣候以及環境問題已經響起警鐘,並且引起人權倡議組織的注意。南亞這片後殖民新獨立的戰場,政治腐敗問題和民主程序一樣令外人費解,令國人搖頭。以印度來說,雖然有多次處理因為大型發展計畫或族群衝突而必須重新安置人口/社群的法案,但法案的具體補償環繞在土地賠償,未必能夠適應人們對於生活方式的習慣與期待。

    在孟加拉,人們將淹沒的土地變成魚塘,政府將湧入城市的移工視作新的便宜的勞動力。為了防止所有移民都湧入已經不堪負荷的首都達卡,政府在首都和沿海島嶼之間選擇了十五個中型城市,從基礎建設發展規劃它們成為能對應極端氣候現象並且歡迎移民的據點,特別重視年輕一代的教育與著眼於未來的社經地位提升。

    對於環境問題發展的不確定性,需要靠靈活變通的人類經驗與智慧思考如何為了下一個世代而與自然環境共存。氣候變遷課題喚起的政治與道德討論,在現在這個提倡多元、另類現代化的發展地圖中,正是需要在國際、國內、社群內、跨境地公開辯論並且達成共識的項目之一。相對的,臺灣目前的邦交國當中如吉里巴斯也正面臨海平面上升的問題,如何將國際援助與發展工作轉變成外交的契機,有賴政策官僚與民間社會的智慧。

不確定的未來與實際的策略

    在印度,因為經濟正在起飛成長,在溫室氣體排放上中央政府一直不願意公開妥協,但在實作上不管是發展使用綠能,以及在農業與森林部門底下開展的永續發展計畫,都將氣候變遷的因素納入考量,幫助農民和漁民多元化家戶收入來源。低階與中階官僚介於中央政策與地方社會第一手訊息之間,開發運用自然資源的想像力,並給予地方財務上的起步協助或者支持團體組織工作。同樣的,中央政府政策與國際發展工作也著力於協助當地居民建立對環境不確定性的適應能力與強化韌性,如何應對與管理人力資源的流動,反應不同地方政府對於未來發展的想像。

    過去十年科技也隨著人類社會對應危機與衝突的視角改變而發生改變。不管是小規模的區域氣候工程技術的開發,或淡化土壤鹽分使得耕地恢復,或造陸改變城市規劃等等不同的面向,呼應了氣候變遷這個具體現象連帶的區域與輿論,需要轉向對於全球化架構下,集體道德標準與和解步驟的細節。以喜馬拉雅山跨境水資源為例,中印雙方在國界兩側預備建造四百多個水力發電項目,衝擊印度國內的阿薩姆邦沿河生存的弱勢群體,也對緬甸金三角的供水可能造成疑慮。中印由於不同政體,中國方面已經在西藏建成超級大壩,印度的水壩計畫則走向小範圍對環境影響最小的灌溉與發電設施設計,是公民社會力的展現。

    與三十年前一開始討論「氣候難民」時不同,我們今天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揭示這些環境移民多半不會跨越國境,像2015-2016年湧入歐洲的亞歐難民潮一樣衝擊邊界與當地社會,反而成為國內的弱勢移工。相對的,我們卻發現水資源、污染源以及垃圾進出口問題能輕易跨越國境,演變成區域政治或國際議題。可以想見的是,未來數十年印度將更為重視環境永續發展與經濟成長平衡,值得外商投資者與政策官僚思考未來的合作方向,從過去傳統的扶貧轉向科技與社會發展的夥伴關係。另一方面,這些出於生計而外出打工的難民以及他們的家庭與後代,將成為下一代印度社會發展的主力,他們與大型與中型城市新興的中產階級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軌跡,如何想像區域連結以及團結治理的方式,也將成為印度政府未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