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珞 ‧ 性、衛生與後殖民——淺析《廁所愛情故事》與《護墊俠》

  • 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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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珞(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畢)

    對於早已習慣觀看歐美電影和日韓電影的一般臺灣觀眾而言,印度電影向來屬於一塊較為陌生未知的領域,即使知名的印度電影重鎮寶萊塢,具有逾百年的歷史且貴為全球五大電影工業產地之一,每年臺灣本地發行商也曾引進少量印度電影至院線映演,然而彼時所形成的影響力極為有限,普遍意義上臺灣觀眾對印度電影的接受度仍然不高。這種情況直到2010年《三個傻瓜》上映意外取得空前的票房佳績後方有所改善,寶萊塢電影至此總算是成功地打進國內的觀影市場,近年臺灣片商陸續買進幾部由阿米爾·罕(Aamir Khan)主演的電影,如《來自星星的傻瓜 PK》(2014)和《我和我的冠軍女兒》(2016)等,同樣在票房上獲取不俗的佳績,可見印度電影目前在臺灣已經建立一批穩定的基本消費族群與受眾。

    這些電影本身除了在印度為當地年度賣座片外,在其他海外地區也取得相當不錯的成績與口碑,顯示寶萊塢電影意欲突破地域文化限制與進軍全球市場的企圖心。就電影選用的題材內容與表現手法來看,大致上它們皆以時下盛行的社會議題,例如升學主義、宗教迷信、女性意識等作為探討的對象,帶有強烈的批判意味與反傳統色彩,但另一方面又因它們仍保留寶萊塢電影慣用的歌舞劇拍攝形式,從而在影片裡充滿繽紛華麗的佈景色調,與歌唱舞蹈營造而出的活潑笑鬧氣氛,這種歡欣愉悅的影像敘事風格,既能柔和化過於嚴肅或令人望之卻步的社會議題,更能催化觀眾融入劇情的情境之中,逐漸吸收與接納電影所傳達的概念,而於無形之中達成反思社會弊病的教化功能。本文筆者將要介紹的兩部印度電影——《廁所愛情故事》(2017)和《護墊俠》(2018),即可視為此種類型電影的代表作品。

    改變自真人真事的《廁所愛情故事》,發生在北印度一處偏遠的小鎮上,男主角凱夏夫與弟弟共同經營一家父親傳下的自行車行,人過中年又平凡無奇的凱夏夫極想早日完成自己的終生大事,無奈退休後深居鄉下老家的父親,卻因篤信宗教傳統而認定凱夏夫命中不該娶親,除非他能找到一位左手有兩隻小拇指的女性。一天凱夏夫在火車上邂逅一名年輕女子,翌日他與弟弟騎車到鄰鎮送貨,在訂購新單車的人家裡再次碰到這名女子潔雅,凱夏夫立即對潔雅展開熱烈的追求,兩人在突破重重障礙後終於順利完婚。然而對於出身高知識份子家庭且自幼備受寵愛的獨生女潔雅,嫁入傳統保守的凱夏夫家後卻碰到一件令她無論如何都無法忍受的事,那就是依照村落習俗女性被禁止在家中或鄰近區域內便溺,並且為了杜絕獨自外出將會遭到男性襲擊或施暴的可能性,每天清晨村中老幼女性必須集結成隊至野外如廁,其餘時間僅能忍耐壓抑人類排泄的原始生理需求。

婚前家中建有現代式馬桶的潔雅始終無法適應必須到郊外上廁所的習俗,她因此事與凱夏夫發生嚴重的爭執,並表示自己不願再隨其他女性清晨到郊外如廁,起初凱夏夫為滿足潔雅帶她到癱瘓的曾祖母家及火車上建有獨立現代式廁所的地點解決便溺問題。但隨後這些權宜之計卻遭凱夏夫父親識破,並認為潔雅不遵守傳統習俗的行為有違婦道而極力反對,潔雅因此憤而離開夫家,臨走前她對凱夏夫說若不能解決廁所的問題,將不惜與他離婚。深受刺激的凱夏夫想在村莊建一所公廁,他們從網路上得知幾年前印度政府為改善鄉村衛生條件,曾撥款給各地政府興建公廁,凱夏夫兄弟找到當時負責推動公廁興建案的官員,從他口中得知公廁建成後不但無人使用,反而被村民佔用改為工作室或聚會場所。有隊電影劇組此時恰好在村莊附近拍戲,凱夏夫於是趁夜溜進外景現場偷走劇組的流動廁所,但隔天立刻被警察以竊盜罪抓回警局。

    嘗試過種種方法皆宣告失敗後,凱賽夫毅然決定不顧父親反對與傳統舊俗在自家前院為潔雅蓋一座新式現代廁所,他賣掉機車花光畢生積蓄建好的廁所,卻在幾天後的一個凌晨被父親召來的村民砸毀,這令凱賽夫陷入徹底的絕望當中。就在此時事情出現轉圜,早前記者在報紙上刊登凱賽夫與潔雅因廁所陷入離婚危機的新聞,在各路媒體爭相報導之下於保守的印度社會掀起廣泛討論,許多鄉村婦女加入聲援潔雅的行動並揚言如果不建廁所她們也將走上離婚一途,最後在北印度地方政府出資下,凱賽夫最終完成在自家蓋廁所的願望,然而以改善公共環境衛生為目標的清潔印度運動,仍在各村莊上演著與傳統文化抗衡的拉鋸戰。

    觀影者不難看出本片討論藉由公共衛生議題,引導出印度社會兩性間的不平等關係以及對女性的嚴重歧視,政府致力推行現代化公共政策時亦時常遭遇來自傳統文化的阻礙和反對,衍生成一種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新舊對立關係。而這種複雜的對立關係並非僅是簡單地由兩性劃分,因為即使身為備受壓迫的女性,處在鉅型社會結構下也可能成為維護傳統文化價值而反對革新的守舊派,例如片中嘲笑潔雅的同村婦女、責備潔雅違背婦道的凱賽夫祖母、認為女性應當配合夫家習慣的潔雅母親。相反地,男性作為既有父權社會規範習俗的制定者與受益者,原本毋須為增進女性權益而耗費心力,但片中潔雅的主要支持者幾乎全為男性,諸如為保護女兒人身安全率先在家中建造廁所的潔雅父親、勸導凱賽夫父親應改變封閉思想的潔雅叔公、協助他們與官方聯絡的政府官員、以及用同理的方式理解體諒女性的真實需求與不便的凱賽夫。可以說如果缺少這些男性角色的幫助,被視為違反文化傳統與宗教規約的新式廁所將不可能順利建造完成;換言之,在男性主導掌權的社會裡,也唯有男性才能成為社會改革運動的實際推動者,女性卻依然屈居於輔助者的位置。另外我們可以注意到在電影裡,將個人教育程度的高低當作是否能夠接受新事物的標準,先前曾提到潔雅生長在一個擁有高度文化資本的知識份子家庭,不但叔公是留日博士,潔雅自己也是大學生能說流利的英文,反觀在鄉村經營自行車行的凱賽夫家族則未受過高等教育,此處顯現依舊存在於印度社會的階級差異,以及因階級與教育程度差別導致對現代化建設產生接受與拒斥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而鄉村受教程度低且深受宗教傳統支配的民眾,則成為政府推行現代化公共政策時所遭遇的最大阻礙。

    與上述分析相類似的情節,我們在另一部電影《護墊俠》將能再次觀察到。同樣由寶萊塢知名男星阿克夏庫馬(Akshay Kumar)主演,及改編自印度社會企業家穆魯根南特姆(Arunachalam Muruganantham)真實事蹟的《護墊俠》,講述居住在南印度的貧困焊接工人拉特希米見到妻子與妹妹們每逢月經來潮,這段期間被視為不潔之人的女性必須依照傳統習俗睡在家屋外的走廊上,並且僅能使用破舊的棉布充當生理巾,拉特希米認為這種習俗既不衛生亦危害女性的健康,決定到鎮上的雜貨店購買高價的衛生棉送給妻子當禮物,但當妻子知道價格後卻執意要拉特希米將衛生棉退還商家,拉特希米感嘆為何窮人們寧願將辛苦賺來的工資捐獻給廟宇祈求健康,卻不願將金錢花費在真正對保障健康有益的物品上。一天拉特希米工廠的同僚在切割鐵板時意外受傷,拉特希米緊急拿出無法退還的衛生棉幫同事包紮,送醫後醫生稱讚拉特希米使用衛生棉止血非常正確,拉特希米便向醫生諮詢女性經期使用棉布巾可能產生的衛生問題,醫生告訴拉特希米在印度已經有許多婦女因經期使用髒污的棉布巾引發感染而喪失生命,並建議他應該盡量勸導女性親人改用乾淨的衛生棉代替棉布巾。

    聽完醫生的建議後,拉特希米更堅定要研發一款能讓所有貧困家庭也負擔得起的衛生棉。然而研發衛生棉這件事並不如拉特希米預想般那麼簡單,不但實驗過程中屢屢遭受失敗,找不到願意試用新產品的女性,村民更將他視作四處騷擾女性的不良份子,最後甚至連家人也不再諒解他,受眾人唾棄的拉特希米百般無奈下離開村莊,但他並未因此放棄研發廉價衛生棉的理想。拉特希米認為之前失敗的原因是自己欠缺應當具備的知識,於是他去到一位大學教授家中幫傭,與教授年幼的兒子結為好友,兩人透過網路上找到販賣製作衛生棉所需人造纖維的廠商,並且從網路教學影片學習到如何製作衛生棉的方法。拉特希米離開教授家前往另一個陌生的村莊,在那裡他找到一處無人居住的空房,利用自己在工廠習得的焊接技術製造生產衛生棉的簡易機器,經過數個寒暑,拉特希米終於做出理想的廉價衛生棉,但他又再次碰到苦無女性試用者的困境。一天深夜拉特希米在街上遇見兩位找尋店家購買衛生棉的女性,透過她們拉特希米結識來自新德里的音樂家帕麗,帕麗成為他的第一位試用者,並介紹拉特希米到新德里參加印度社會公益發明大賽。

    獲得發明賽大獎的拉特希米卻嚴詞拒絕申請專利權與牟取重利的機會,翌日直接返回村莊繼續他推廣女性使用衛生棉的理念,另一方面帕麗也放棄在新德里的工作機會,來到村中與拉特希米合夥。帕麗的女性性別身份使她迅速地融入地方女性社群,逐漸召集一批女性員工,她們挨家挨戶地推銷兜售廉價衛生棉,員工們也能藉由賺取薪資來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拉特希米與帕麗開始造訪各個不同的鄉村擴大推銷廉價衛生棉,他們的舉動引起國際社會上的注意與好奇,聯合國婦女權能署更邀請拉特希米至紐約總部演講,席間拉特希米以印度腔濃厚的英文發表必須提升婦女地位的女性意識宣言,而拉特希米的成功也令他終於尋回歸家之路。

    在《護墊俠》裡我們依然能觀察到一種傳統與現代間扞格不入的對立關係,尤其傳統社會視女性月經為隱晦私密之事,更是男性不容踰越或插手的禁忌話題,正因如此拉特希米的理念不但遭受村民嘲笑、排擠、唾棄,也不為謹守傳統習俗的家人所接受,倘若拉特希米未能認識接受西方現代教育長大的城市女性帕麗,且得到她的傾力相助,那麼即使拉特希米發明廉價衛生棉也會因缺乏資金及無人使用而胎死腹中。再者,在社會公益發明大賽和聯合國婦女權能署兩個場合裡,拉特希米選擇使用英文向受眾解釋傳遞自己的理念,而他在這兩處取得的成就,是他的廉價衛生棉終為村民接受的關鍵點。進一步來看,拉特希米的理念符合西方文化鼓勵提升衛生健康的主流價值且備受認肯,在印度這個仍保有高度殖民遺緒的後殖民社會,往往無意識地將前殖民者的文化籠統地劃歸為文明與進步,從而將自身文化貶低為落後與野蠻,因此電影也呈現出文化權力位階的差異性與複雜性。

    近年來寶萊塢製作的多部與時下社會議題緊密扣連的電影,它們所具有的反身性思考與社會批判意義,固然有助於扭轉外界長期以來對於印度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或負面觀感,但卻也往往不自覺地以西方價值觀下的現代化作為衡量社會進步與否之基準,掉入現代對抗傳統、西方對抗本土的二元對立關係的陷阱中,而印度知識精英階級對西方價值的崇拜和嚮往,更與英國在印度長達九十年的殖民歷史有密切的關係。下次當我們觀看這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寶萊塢電影時,不妨可以再多深入思考一點影片情節之外所傳達出的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