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碩 • 國民政府與印度的歷史互動回顧── 以印度獨立前後中印關係演變為中心

  • 201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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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文碩(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外交上面臨的核心課題,為遏制日本逐步擴大侵略中國行動,訴諸國際社會,先是依賴國際聯盟,後採爭取英、美、蘇等大國支持援助為主要策略,積極拓展對外關係。對於英國殖民之下的印度,國府態度一方面為急遽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左右,二方面前承近代以來反抗西方帝國主義、尋求亞洲民族國家主權獨立共同思維,在與英國殖民當局發展關係、試圖加強西南國防的同時,維持與印度在野獨立運動勢力的有限交流聯繫。
1930年國府於印度加爾各答首設總領事館,1930年代中期中印學會分別於兩地成立,頗得官方支持,成為往後重要聯絡管道。至中日全面戰爭、歐戰爆發後,中印層峰正式互訪,歷經1939年印度國民大會黨前主席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訪華、1940年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回訪,1942年蔣介石於英、美默契下,訪問印、緬尋求軍事及政治合作,使印度反戰情緒消弭,共同對抗法西斯侵略。二戰結束未幾,國府與印度臨時政府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然而雙方關係隨即因西藏問題及國共內戰蒙上深重陰影。
學界對上述歷程已有諸多研究成果,筆者不再贅述。[1] 本文從民族主義動員、文化與政治的大亞洲主義、結盟與不結盟的抉擇等宏觀視角及脈絡,簡論1947年印度獨立前後,中印關係演變的核心議題與關鍵因素,探討冷戰初期美蘇在亞洲形成對峙,與中印之間的多邊應對與連動性,期能提供多元角度,思考國民政府對印關係的承先啟後意義。
 
一、民族主義動員下的外交定位與策略
太平洋戰爭期間,蔣介石與尼赫魯分別完成著述《中國之命運》(1943)與The Discovery of India(1944),並先後於歐美出版,於本國內外皆造成相當影響。二人均強烈主張亞洲民族自決與國家獨立、具有深切的反帝與反殖民動機,二書內容宗旨與架構亦頗有近似之處:為了解古國的現在,回顧民族起源、歷史發展、在近代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慘澹遭遇、二戰所帶來的苦難與契機,並藉由著作擘劃、宣示其戰後國家建設方針及藍圖。
蔣、尼二書的民族論述皆涉及境內族群多樣性與彼此關係,蔣著運用了時人著重的中華民族同源論與融合論主張,有關不平等條約為害與其個人自我宣傳等言論,引發國內外對蔣援用激進愛國情緒、排外主義、專制思想的批判;尼著則更多地強調對民族過往歷史成就、傳統和經驗的綜合回憶、所提供的安慰和力量,作為民族主義本質,堅持身處國際主義洪流,民族主義必須以適合於新的環境、增加人民力量的新姿態重新出現。[2] 就此言之,則毛澤東強調現實性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論述或許更能得到尼赫魯的同情與理解。
1946年年中,毛澤東於訪談中首次提出「中間地帶」論點,為其戰後初期國際戰略思維的重要內容,即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號召反蘇反共、向資本主義世界擴張勢力壓迫下,美蘇兩極之「中間地帶」國家和殖民地必須團結一致的主張。該論點象徵性地賦予中國於美蘇之外的特殊獨立地位與作用,塑造民族主義形象,成為中共爭取政權合法性的一大基石。[3] 二戰後印度於英國殖民政權撤離、美蘇影響力競逐浮現的地緣政治形勢變遷,尼赫魯領導新政府勢必需要全面、重新審視其外交政策與對華關係,應具備為維護並擴大國家安全與利益,考量意識形態模式和謀略,以及民族主義動員的政策內涵與實質意義。
 
二、文化與政治的大亞洲主義
1947年3月,由印度世界時事研究會(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邀集亞洲共28國200餘名代表於新德里舉行「亞洲各國關係會議」(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或譯「泛亞洲會議」),規模盛大。尼赫魯作為該會的靈魂人物,1945年底於訪問東南亞時,向緬甸翁山(Aung San)等政治領袖向其表達意願而正式發起組織籌備,因不久尼赫魯出長內閣,改由詩人奈度夫人(Sarojini Naidu)擔任主席。會議以統合亞洲為號召,活動性質基本仿照太平洋關係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會議,旨為亞洲菁英提供平台,共同探討社會、經濟、文化等普遍性問題,藉此交流、匯聚共識,特別聚焦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等議題。
大會對中方邀請名單,先與中印學會在印負責人譚雲山商討,包括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印學會、新亞細亞學會及中國外交政策學會等接到邀請,國府則受邀派遣觀察員。國府高層不滿尼赫魯事前未徵求意見,自認對會議所設議題包括亞洲民族自由運動、種族問題、殖民地經濟轉型、亞洲移民等在立場上難與他國相同,國府代表在會中處境必極困難,惟考量與國大黨情誼,並為彰揚國威、期於會中發生領導作用,仍推派鄭彥棻、杭立武、溫源寧、葉公超等組團全程參與,並爭取下屆會議的主辦權。然而先是大會邀請西藏派員遭國府設法阻止,西藏仍派出代表並製就國旗於會場懸掛,遭國府抗議後撤下等事件,顯示中印雙方對藏立場對立鮮明。[4]
亞洲各國關係會議凸顯了尼赫魯政府與國府在國家政策發展方向的重大歧異與彼此競爭,有關亞洲各國關係會議的歷史意義,西方學界近年研究指出該會標誌了亞洲國際關係新舊課題過渡的分水嶺,前有20世紀上半葉國際主義、反帝浪潮,後則於1950-1960年代的萬隆會議、貝爾格勒會議去殖民化與不結盟運動發展上,該會發揮了重要的銜接與對話作用。對於思考如何在戰後國際變局下將亞洲重新定位、與歐美及蘇聯勢力相抗衡,促成亞洲文化復興,該會也有其貢獻,值得進一步研討。[5]
在20世紀前期印度獨立運動的發展歷程中,印人長期以東方文化與精神文明的一體性(unity)、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所凝聚政治意識的一致性(cohesiveness)看待亞洲,此一態度屢屢遭受各項挑戰、衝擊與挫敗:作為亞洲文化主要象徵與核心的佛教在近代印度已告衰微,無法擔當要角;印度欲以大印度文化圈概念充任南亞與東南亞共主的企圖,遭致反感而窒礙難行;西亞各國長年的利益衝突糾葛,致使回教徒難以達成團結和諧;而日本走上軍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道路,進而發動侵略戰爭,國民黨政權向資產階級靠攏與貪腐名聲籍甚,均促使尼赫魯等國大黨人態度生變,走向分歧。[6]
 
三、冷戰在亞洲:結盟與不結盟的抉擇
尼赫魯的早期著作與言論,已透露其對華態度轉折之端倪。1920-1930年代,尼赫魯屢次批判中國當政者挾外援以換取權力,認為蔣介石政府最終將被反抗勢力推翻。至中日作戰期間,蔣成功領導中國持久抗日,尼赫魯轉而稱許蔣為中國的唯一領袖與精神支柱,並前往重慶尋求兩黨合作互助,國府原則同意,但尼赫魯對國府始終存疑、態度微妙,而國府最初為考量英國感受、防範日本離間,後採親美制英策略干涉印度內政未果,雙方合作有限。戰後尼赫魯延續聯合亞洲國家思維,印度獨立前夕雖有亞洲各國關係會議之召開,然而印中互爭領導權、各國與會人員代表性參差,會後成立之亞洲各國關係組織(Asian Relations Organization),亦合作成效不彰,草草解散。
1949年7月,已下野的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分赴菲律賓訪問總統季里諾(Elpidio Quirino),8月於南韓鎮海與總統李承晚舉行會議,發表聲明表示將由菲國籌備、近期召集會議成立一太平洋聯盟(Pacific Union),以三國為核心,聯合太平洋各國對抗「由於共產主義威脅所遭遇之危機」。[7] 從總理尼赫魯幾度致電時任印度駐美國大使潘迪夫人(Vijayalakshmi Pandit)內容可知,尼赫魯認為該聯盟構想以對抗共產主義、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為宗旨,而印度一則當堅守其固有與共產勢力擴張抗衡的方式,避免對共產主義國家及其意識形態表現強烈敵對意識,二則當務實考慮此刻中共已掌控中國較大部分地區,極可能在短時間內統一中國,印度若參加該聯盟必然導致中共的懷疑與對立,破壞與新中國的關係,故而對蔣、季等人的探詢,刻意採模糊、拖延方式應付。[8]
印度自1947年8月英國歸還政權、進入自治階段,尼赫魯主導印度外交政策,最初仍與英國保持密切關係,大抵延續英國殖民末期對共方針,對內致力壓制印境共產革命武裝鬥爭,對外則試圖避免捲入中國內戰,並繼承英國在西藏若干特權。英國也以前宗主國立場,雖於國力衰減、國際影響力驟降情勢下,仍積極力保印度透過大英國協維繫政治、經貿網絡,間接引導美國資本進入印度、馬來亞等市場,以維護英國在亞洲利益。
隨著國共內戰加劇,國府情勢日益嚴峻,1949年春首都南京為共軍所陷,印度大使潘尼迦(K. M. Panikkar)未隨國府遷往廣州,7月國府駐藏辦事處被逐出藏,10月毛澤東於北京宣布成立新中國,尼赫魯政府電告周恩來將「謹慎考慮」局勢發展,12月30日即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隨之宣布與印度斷交,大使羅家倫降旗撤館。1950年元月印度結束自治領階段,共和國成立,同月印度投票贊成蘇聯提案將中華民國逐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4月中共與印度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互派大使。反觀英國政府雖於1950年元月遞交照會承認中共,1954年始與中共建立代辦級關係,並維持在臺領事館業務,至1972年與中共建立大使級關係後撤館。
隨著全球化的衝擊,外交史研究走向多元化,著重全球議題與國際互動交往。近期於冷戰時期研究,尤其強調打破過往美蘇兩極對立、統領全球政治迷思,探討亞、非、拉丁美洲等國家的積極主動作為、對美蘇的牽制與影響力。[9] 尼赫魯對外先是尋求團結亞洲盟邦未果,被西方國家指為「印度帝國主義」(Hindi imperialism),轉而強調自主原則與中間道路,嘗試與美蘇陣營保持等距,對華外交以實際主義與地緣因素為主要考量,率先承認中共或為本身政權取得合法性之國際途徑。至1950年代中期,面對韓戰結束後國際情勢,尼赫魯主張以周恩來處理中印關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不結盟」(non-alignment)政策基礎,為掙脫美蘇軍事衝突與殖民勢力桎梏,發展國家經濟、消除貧窮為宗旨,獲得新興國家普遍共鳴。「不結盟」思想的基本內涵,相當程度脫胎於冷戰初期的中印關係發展,對於理解亞洲國際政治現實、東西衝突對立,或有相當啟示作用。
 
 

 
[1] 近期研究舉其要者如:John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Baldev Raj Nayar, India in the World Order: Searching for Major Power Sta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6); Tansen Sen, India, China, and the World: A Connected Histor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7);陳謙平,《抗戰前後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楊天石,〈蔣介石與尼赫魯〉,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2010年),頁300-331;謝小岑、方天賜主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印關係》(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收入狄伯杰、瑪妲玉、方天賜等各篇。
[2] 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第7章宣傳;Andrew Bingham Kennedy, The International Ambitions of Mao and Nehru: National Efficacy Beliefs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ter 7.
[3]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章。
[4] 會議相關史料參見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收入之〈泛亞洲會議〉(典藏號:001-060200-0003)、〈派員參加國際會議〉(典藏號:001-060200-00004)等各卷;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Asian Relations, Being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ation of the First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New Delhi, March-April, 1947 (New Delhi: Asian Relations Organization, 1948).
[5] Carolien Stolte, “‘The Asiatic Hou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New Delhi 1947,” in Nataša Mišković and others, eds.,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the Cold War: Delhi, Bandung, Belgrad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57-75.
[6] T. A. Keenleyside, “Nationalist Indian Attitudes Towards Asia: A Troublesome Legacy for Post-Independence Indian Foreign Policy,” Pacific Affairs 55:2 (Summer, 1982), pp. 210-230.
[7] 呂芳上,〈總裁的「首腦外交」──1949年蔣中正出訪菲韓〉,收入氏著,《民國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下冊,頁1553-1586。
[8] “Nehru to Pandit” (July 19 & August 12, 1949), Jawaharlal Nehru,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distribut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Vol. 12, Sec. 12, pp. 389, 391.
[9] 參見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andra Bott and others, eds., Neutrality and Neutralism in the Global Cold War: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in the East-West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2015).